一粒名為“茉莉花開”的種子，正悄然在江蘇大地生根發芽。
今年，省委宣傳部會同省文旅廳、省文聯、省作協、省演藝集團等部門單位實施的“茉莉花開”文藝直通車行動，在全省13個試點地區持續開展。作為行動中的重要一環，首批“駐村藝術家”背上行囊，奔赴鄉野，在試點地區開展文化幫扶，助力基層文化呈現百花齊放、各具特色的生動場景。
近日，記者穿行蘇南、蘇中、蘇北，親眼見證“文藝直通車”為鄉村注入的蓬勃生機。當優質文化資源跨越城鄉，直達田埂巷陌，文藝正以它特有的方式，悄然改變著一座座村莊的氣質，滋養著一個個平凡而鮮活的心靈。
農民成“角兒”，范蕩小戲唱出了十里八鄉
戲臺前的鑼鼓一響，漣水縣范蕩村仿佛瞬間被喚醒了。
村民們三三兩兩，從四面八方聚攏來，臺下不一會兒就坐得滿滿當當。臺上，50多歲的王素珍和70多歲的禹成德兩位地道的農民，生動演繹起一對父女。那帶著泥土味兒的唱腔、鮮活生動的臺詞，引得臺下笑聲不斷。
“咱們這兒是淮劇的重要流傳地，但整本大戲排演難度大，我們就創新形式成立了范蕩鄉土藝術團，專演半小時左右的‘小戲’。”范蕩村黨總支書記范加金站在戲臺邊笑呵呵地說，這個由15名本地農民組成的藝術團，最年輕的52歲，最年長的已八十高齡。農忙時節，他們是扶犁揮鋤的行家里手；農閑時分，描眉畫眼登臺，便成了戲臺上的“角兒”。范加金自己也成了編劇，寫的全是家長里短的故事。
今年，作為“茉莉花開”文藝直通車行動的試點村，范蕩村迎來省演藝集團的駐村藝術家崔安強。在其專業指導下，村民們的創作熱情更加高漲。大家一同收集素材，將婆媳和睦、鄰里互助的佳話精心改編成劇本。排練過程中，崔老師“手把手”地指導唱腔、動作、眼神，讓鄉民們原本“憑感覺”的表演，變得更加自然、動人。
在專業藝術家的悉心指導下，這個土生土長的農民藝術團已嘗試走出范蕩，他們騎著三輪車，載著簡易的舞臺和道具，到周邊鄉鎮巡演。許多外鄉觀眾聞訊而至，騎著電瓶車趕來，現場人頭攢動，熱鬧非凡。
“藝術家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表演技巧的提升，更是對鄉村文化的重新認識。”范加金發現，隨著范蕩小戲的深入人心，村里矛盾糾紛少了，鄰里互助多了；攀比彩禮的少了，孝親敬老的故事多了。戲臺上的唱腔和戲臺下的笑聲，交織成這個蘇北村莊的最美和聲。
海安學子扛起史詩大戲，演繹烽火西遷路
10月7日，江蘇省海安高級中學體藝館內，一部由高一學生演繹的話劇《西遷》震撼全場。臺下，江蘇人民藝術劇院導演陳樂悄然拭去眼角的淚水。作為這部戲的藝術指導，她親眼見證了這群毫無表演經驗的孩子們，將一段烽火中的遷徙史詩演繹得如此滾燙動人。
“真沒想到，孩子們演得這么好！”陳樂感慨道。正在海安市譚港村駐村的她，從培訓村文藝骨干到指導學生排演話劇，全程見證了藝術在基層土壤中的生長力量。
由省演藝集團創排、李伯男導演的《西遷》，講述1937年國立中央大學師生們帶著上千頭教學用的牲畜，在戰火中跨越千里保存教育火種的壯舉。此前專業院團的演出，收獲了諸多贊譽。而將如此厚重的歷史題材交給一群高一新生，排演成兩個小時的完整大戲，難度可想而知。
“最初孩子們對西遷的理解，僅限于課本上的幾行字。”陳樂回憶道。海安中學的語文老師們加入創作團隊，帶領學生們研讀史料、分析人物，在字里行間尋找與歷史的連接點。
最困難的是塑造劇中的特殊“角色”——舞臺上牛羊等木偶，或由學生道具內扮演，或需學生用手部操控木偶呈現。如何讓木偶“活”起來？這對專業演員都是挑戰，更不用說這些零基礎的孩子們。排練廳里，孩子們利用晚自習時間，一邊默念臺詞，一邊見縫插針寫作業，反復打磨戲中每個細節，從未懈怠。
演出當晚，舞臺上的“動物”們鮮活靈動，學生們的表演真摯動人。當最后一個畫面定格，許多觀眾熱淚盈眶。“表演固然有技巧，但真正打動人心的，永遠是那份‘真’。”陳樂動容地說，“在孩子們身上，我看到了兩樣最寶貴的東西：熱情與真摯。”
更可貴的是，《西遷》播下的種子在年輕人的心里生長。有學生自發查閱歷史檔案，在日記中鄭重寫下“文化使命的重量”。有老師感慨，當學生們站在舞臺上講述西遷故事，是與歷史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。
“教育的本質不是灌輸，而是點燃。”陳樂說，“這部話劇，就是那根火柴。”
鄉音鄉情，讓田埂故事“活”起來
藝術能為鄉村帶來什么？
在句容市二圣村駐村期間，省演藝集團話劇院導演余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他深切感受到，江蘇的鄉村處處蘊藏著深厚的文化積淀，一磚一瓦、一歌一謠，皆是值得珍視的寶藏。
在余頌看來，一名合格的駐村藝術家，不僅要“身到”，更要“眼到、心到”，用敏銳的眼光捕捉鄉土文化資源，用真誠的熱愛去發現、提煉，最終轉化為有溫度的藝術題材。
“我們總以為藝術高高在上，其實它就在我們身邊。我們要做的，是幫村民們找到表達的方式。”
為挖掘這片土地的故事，余頌踏上了田野采風之路。在句容的一處農場，他遇見了一位選擇回歸土地的新農人。一家人通過承包土地與機械化耕作實現農業轉型的真實經歷，深深觸動了余頌，這段故事成了小品《雨過“田”晴》的靈感來源。
為將故事搬上舞臺，余頌邀來幾位老友：有人寫劇本，有人做服裝，有人做道具……一群人各展所長，讓一出戲慢慢有了模樣。然而，排練的過程并不輕松。村民們起初羞澀拘謹，放不開。從一句臺詞的表達到一個眼神的傳遞，再到舞臺上的站位，每一個細節都需要從零教起。發現演員普通話不標準時，余頌果斷決定：就用鄉音演！當熟悉的鄉音在排練場響起，所有情感瞬間找到了歸宿，戲“活”了。
果然，演出那天，濃郁的“土味”和真摯的情感，一下子拉近了與鄉親們的距離。“農民對土地的情感，是刻在基因里的，那是他們一生都無法割舍的根。”余頌感慨道，正是這份根植于血脈的眷戀，為作品注入了最真實、最動人的靈魂。
對他而言，駐村藝術家的經歷，遠不止排練一個成功的節目。他親眼見證著，村民們從文化旁觀者轉變為創造主體，甚至開始自主創作。一位參與演出的幼兒園老師，更是把戲劇的種子帶進了課堂，讓孩子們在游戲中表達、在情境中想象。藝術的微光，從田間地頭，照進下一代的心田。
在余頌看來，駐村藝術家帶來的不過是一粒種子，真正讓它生根發芽的，是這片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。當藝術回歸泥土，當創作發自真心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活中的“藝術家”。